我国原地打转他国迎头赶上
马来西亚急需经济模式转型

【本刊梁志华撰述】联合国在本周所公布的数据，凸现了马来西亚目前的处境——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模式（New Economic Model）来带领马来西亚转型，走向更高层次的高收入经济体，否则，马来西亚最终将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Middle income trap），2020先进国宏愿（Wawasan 2020）也将成为历史。

本周公布的联合国发展计划指数（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index）显示，在全球最向往居住的国家/地区排名中，马来西亚在全球182个国家/地区内，排名第66，比较之前一年的63名，下滑了三个名次。在东盟国家中，马来西亚成为第三大最向往居住的国家，排名仅次于新加坡与汶莱。这项联合国发展计划指数，是以2007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教育以及寿命数据，作为衡量指标的指数。

根据联合国的个别国家/地区报告显示，马来西亚的人均寿命为74.1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07年为1万3518美元，识字率方面为91.2%。这让马来西亚以第66名的全球排名，被编排入“高度人类发展”（High Human development）国家/地区的组别，与其他国家/地区如罗马尼亚、墨西哥、古巴、俄罗斯、沙地阿拉伯、哥斯达黎加、匈牙利、巴林以及黎巴嫩共和国处在同一等级。【点击：最向往居住国家：我国名列东盟第三 】

作为比较，全球排名23的新加坡，人均寿命为80.2岁，识字率为94.4%，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达4万9704美元。这使得新加坡被纳入“非常高度人类发展”（Very High Human Development）组别，与瑞典、法国、瑞士、英国、德国以及美国等先进经济体在同一档次。其他同样在“非常高度人类发展”组别的国家或地区则包括香港、韩国、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卡塔尔。

这个消息对于正朝向2020先进国目标前进的马来西亚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是一个很好的警惕。仅从排名来看，马来西亚在182个经济体中排名第66。这样的成绩还算不错。但是，这个排名只是流于表面。如果更深入一点剖析，不难发现，马来西亚几乎是在原地踏步，而且还有可能在可预期的未来内，被其他比马来西亚落后的经济体迎头赶上。

落后国迎头赶上
我国还停步不前

首先，我们看到与马来西亚同组的国家/地区名单中，不少国家/地区曾经比马来西亚落后，如今已和马来西亚平起平坐了，但是，马来西亚却还是继续停留在这个档次。这对工业化经济改革起步相对较早的马来西亚来说，是一个警钟。

前首相马哈迪在1990年代时提出了2020先进国宏愿（Wawasan 2020），放眼在2020年之际晋身先进国行列。然而，经过了近20年的发展，我们不仅在原地打转，更遭的是，我们离先进国的脚步越来越远。

不是吗？马来西亚在2007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万3518美元。反观邻国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4万9704美元，向瑞典、法国、瑞士、英国、德国以及美国等先进经济体看齐。就这方面，马来西亚已经远远被抛在后头了。

根据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大野健一（OHNO Kenichi，右图）在今年8月11日发表的一份有关“避开中等收入陷阱：重整越南工业政策方程式”（Avoid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Renovating Industrial Policy Formulation in Vietnam）的演讲资料，从1960年到2005年的这40多年来，马来西亚与美国之间的实质人均收入(Per capita Real Income)对照，并没有取得显著的增长，从60年代相当于美国人均收入的约15%，到2005年相当于美国人均收入的30%。反观实质人均收入在60年代与马来西亚同等级的韩国与台湾，到了2005年，其人均收入已经达到美国人均收入的60-65%，远远超越了马来西亚，向同样属于先进国的日本看齐。

无可否认，从7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到80年代的工业化政策，以及90年代的2020宏愿，马来西亚经过了这数十年的蜕变，已晋身为一个成功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但是，我们也同时陷入了一个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无法像新加坡、台湾、韩国、香港等亚洲四小龙般，攀上更高层次的高收入经济体。

保护政策成绊脚石
纳吉政府开始觉醒？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过去那种半封闭式，保护色彩浓厚的经济政策与结构已经行不通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90年代构建起来的竞争力，正在迅速消失。成本相对低廉的中国、越南、柬埔寨等新兴国家，已取代马来西亚成为世界工厂的基地。这些年的安于现状，以及着重硬体发展，缺乏人力资源的开发，导致马来西亚在科技创新上，无法追上新加坡、台湾、韩国、香港等。

所以，当现任首相纳吉提出新经济模式（New Economic Model），以及采取市场开放措施，打破传统土著保护政策的时候，显示着掌控国家数十年的国阵政府，开始“觉醒”了——以马来西亚的现状来看，要在2020年成为先进国根本就是一个奢望。

摆在纳吉眼前的，是如何在长期内，提高国家的竞争力，让国家转型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他在其新经济模式中提出了三个重点：创新、创意以及高价值，将把马来西亚从过去高度依赖廉价或半技术劳工的工业经济，转型成为一个依赖高科技，以及高技术高收入劳工的现代化服务型经济。

纳吉政府要让马来西亚经济成功转型为高收入经济体，首先必须要克服以下数个挑战：

（一）着重高科技，以及高技术高收入劳工的现代化服务型经济。在这方面，纳吉必须先放弃现有的廉价劳工生产模式。马来西亚是一个高度依赖出口的国家，近90%的产品以出口为导向。其中，电子电机产品占了50%。这类电子工业绝大部分是以加工生产为主，进口半制成品，在本地加工后再出口，甚少涉及研发（R&D）和高科技。所以，这类型工业只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工来从事生产工作，根本不需要高技术人员，也不注重人力资源提升。纳吉必须从这些领域开始改革，以高科技和高技术取代现有模式。虽然一开始将面对长期依赖廉价劳工的商家反对，不过，长期而言，可以一劳永逸解决廉价劳工（尤其是对外劳的依赖）、低竞争力，以及提升价值链等问题。

（二）人力资源发展。马来西亚长期以来面对人力资源发展停滞问题。一方面，在固打制和填鸭式的僵硬教育制度下，加上与市场严重脱节，本地大学体系生产一批又一批的“过期产品”，以致促使国家经济无法进步之外，还增添了许多问题（大学生失业问题）；另一方面，政府由于对外国专才诸多限制，甚至否定在外留学的本地专才，以致我们流失许多专才。这轮经济危机更将我国的人力资源问题暴露无遗。虽然纳吉一再强调人力资源发展，不过，整个教育体系依然僵化。过去多次含政治议程的教育改革（包括英文数理，大学三年制等）已经把教育制度变得不伦不类，纳吉要收拾这个烂摊子，至少要十年八年。

（三）选贤与能，启用精明领导层。在一些政策制定与执行上，启用拥有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来领导，以来取代政治人物，可以确保政策获得预期的效果。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政治人物过度干预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很多时候会扭曲了政策最初的目的。这很大程度上与利益团体和寻租人（rent-seeker）摆脱不了关系。起用没有浓厚政治背景和色彩的技术官僚，可以把利益团体和寻租人的影响力降低。同时，这些技术官僚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有效地规划和执行国家经济改革政策。这方面，纳吉委任马航前董事经理依德里斯嘉拉（Idris Jala）和马来亚银行前首席执行员阿米尔山（Amirsham Aziz），分别出任表现管理及传递单位（PEMUDAH）行政总裁和经济谘询理事会主席，负责策划与执行关键表现指标（KPI）和新经济模式，是一个正面的行动。然而，纳吉必须确保，这些政策的落实，不会屈服于受到利益受到侵害的利益集团和政治人物的压力。同时，根深蒂固的公共官僚制度会否配合也还是个未知数。

（四）建立有效的公共私人合作关系，鼓励私人领域主动投资。过去本地的私人投资意愿并不高，这十年来大致上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这些国内投资意兴阑珊主要是因为低生产力、高经营成本、缺乏研发投资、缺少技术人才等。此外，国内投资自80年代马哈迪时代开始，就长期仰赖政府的投资，尤其是金融风暴时期，更是明显。这养成了公共投资构建国内投资核心组织结构的习惯。如果纳吉把马来西亚经济转型成高收入经济体，私人领域的投资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只有私人领域主动投资，政府从旁给于公共行政或津贴上的援助，才能带动对高科技的研发和需求，从而为高科技人力资源创造更大的就业市场。

（五）全面开放市场，允许自由竞争。在这方面，纳吉已通过局部性的开放措施，包括废除上市公司、27个次服务领域以及金融领域（商业银行除外）的30%土著固打制和放宽这些领域的外资持股顶限来兑现。不过，纳吉能否说服占60%人口的土著（尤其是马来族群）放下拐杖文化，以及公共官僚体系在行政运作时，会否改变“有色眼睛”，也是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