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6星空下看不见的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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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笔记/谢伟伦】1992年10月12日,当欧洲人得意洋洋正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500周年大肆举行庆祝活动时,法国人类学家李维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却高唱反调,怒斥这种庆祝活动是应受到批判的,因为欧洲人并非“发现”新大陆,而是“侵略”了一块原本属于另一族群的土地。
相对的,对那些来自欧洲的探险家而言,拉丁美洲却是因为被他们“发现”所以才存在的;只不过,这项“发现”的壮举一开始便是以巨船利炮为手段,展开征服者的殖民侵略,最后却又致力于欧洲文化宣扬企图在一个更为精致的修辞体系中,以“发现”合理化先前的“侵略”。 在这个修辞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出,“发现”一词意味着一种不平等的关系;这是“发现者”与“被发现者”之间的一种对立性的“自我/异己”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发现者毫不怀疑地自视为唯我独尊的“自我”,而把被发现者视为猎物一般的“异己”;相对的,这时被发现者非但被视为异己,而且无论自觉或不自觉的,也把发现者视为从自己这端看去的另一个异己。不幸的,这似乎正是沙特(Jean-Paul Sartre)的名言“他人即地狱”的一个注脚。 发现不一样的916? 今年的916,是一个不太一样的“马来西亚成立日”。对许多苦等了二三十年才盼到一纸公民权的申请者而言,国阵政府当天无疑送了个大礼,史上头一遭由内政部举行颁发仪式。当这个充分体现“一个马来西亚”的动人仪式正进行时,15名砂州原住民领袖向首长泰益(Taib Mahmud)递交抗议建造水坝的备忘录时即遭逮捕,并以非法集会罪名被控――像是电视台半途突然播出的分割画面,却透露着微弱但真实的挣扎。
在这个政治格局下,如果还憧憬理性对话解决问题的话,那么这不是太天真就是太伪善。民主从来不会从天而降,就算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也要伸手去捡。没有社会运动去争取民主,既得利益者会自动放弃利益吗?历史上有哪一场社会运动是“靠一张嘴”来进行的?有哪个文明社会不曾有过社会运动?那些躲在面具后面自以为文明的人,究竟懂不懂文明为何物?那些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人为人权自由民主走上街的人,那些只懂得躲起来指手划脚的人,其实就是最纵容暴力的人。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本身的“国族故事”(或神话),它显示了国家成员的基本心理认同,当然也影响其政治行动与法律操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国资本主义开展史,就是原住民开始被打压、驱赶、沦落的历史。事实上,他们与那些苦候多年的公民权申请者共同面对局势的嬗变,身为马来西亚国民,我们有公民权作为生存的基础,纵使对于政经局势再为不满,尚有落脚之地,这些发展模式下的社会的最卑微者却必须在历史的巨浪中载浮载沉。 公假颁布与认同建构 当首相納吉宣佈從明年起,將9月16日列為公共假期后,接下来,政治权力如何“创造”国定假日,“挪用”国定假日,藉以进行国民统合、正当性宣示、政治动员与造神运动等行为,无不提供一个记忆场域(或协助集体记忆建构的媒介),使合于国阵正面价值的历史记忆的一在以“一个马来西亚”为主的共同体中被混淆、简化。如德国历史学家斯特默(Michael Sturmer)所言“谁提供记忆,塑造概念,诠释过去,谁就赢得未来”,在追溯过去的建构认同与追求真实之间无地彷徨。
国家的最高维系,不在高楼与标语;国家的最高成就,亦不在潜艇与坦克。国内许许多多像锺日胜老伯、长年抵抗伐木业者破坏祖传土地的本南族,还有遭性侵害的原住民妇女,对这些长久以来被边陲化及压抑的弱势族裔而言,如何再现其形象、历史及主体,无疑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诚然,不同族裔在不同历史情境下必然会采取不同之抗争策略,但“再现”此一问题﹐却始终是弱势族裔论述中共同的关怀。身为被禁声的“他者”,弱势族裔在致力于自我呈现之际,自然倾向于追求不同于主流的另类再现,以期能突显差异、避免被主流收编或同化。 What is to be done?抗争是弱势者的唯一武器。重新塑造公民社会和权力结构的关系,建立现代社会的政治秩序,没有既定的路径,僵局的打破依赖于参与演变进程的各种力量的博弈。在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社会的各种力量责任重大,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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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形成的突兀对比,说明了主政者竟拣形式猛下功夫的虚伪,大概会使许多民众不知应当如何安排自己的情绪:究竟该回应916活动所希望鼓舞的心情?还是该回应逮捕事件所带来的愤怒?或者,在如此突兀对比下,形成了主题与背景环境的强烈抵触,只能对这与主题强烈抵触的讽刺,回应以一种无奈的复杂情绪。
相较于过去,从2008年初宣布大宝森节为假日,到政治性事件(如五一劳动节、513)未曾得到政府应有的重视与纪念。诸如选定的理由、只纪念(或庆祝)不放假、又纪念又放假,抑或两者皆非,在以往都未进行详尽研议,论述阙如。而日前的即兴宣布,更不是假日改革的正常操作方式,对于记录历史变迁与国人身份认同的提升帮助甚微。
谢伟伦曾任职媒体,现从事非政府组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