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认证有什么错？
—— 驳陈成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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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维衍】陈成兴先生的《我国华教运动与杰出领袖——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 》（上）、（下）两篇论文，高谈阔论，对董教总的办学路线给予下列两点批评： 叶新田等人背离华社办学的路线方针，集中表现在：（一）强调“学术认证”，迎合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法律；（二）凸显“功利思想”，促成新纪元学院走向商业化。 一些所谓华教人士，与董总主席叶新田有误会或成见，我不作评论。但是针对上述两点批评，有一些看法，况且，陈成兴先生在他宏文的结尾也这么说：“本文仅为个人见解，……，欢迎批评指教”。因此愿意与他讨论。 （一）强调“学术认证”，迎合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法律有错吗？笔者认为没有错，因为这才是目前在马来西亚办学的正当途径。而董总“配合”政策与法律，让课程取得学术认证也是家长的意愿和期望，有了学术认证，子女考取的文凭获得承认，保证学术达到一定水平，家长可以安心送孩子到新纪元学院学习。  陈先生，您可知道：过去柯嘉逊（右图）当院长时期，新纪元学院的商科也是“迎合”顺应合作的外国伙伴大学要求申请，而取得国家学术鉴定局的学术认证吗？南大同学会以及留台联总一直汲汲不倦地要求政府承认文凭，华社同声要求政府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和中国学位，为的不就是希望政府能以学术认证来评比大陆和台湾各大学学位的学术水平及经济价值吗？ 至于批评如今的新院“配合”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法律，难道过去的新纪元学院是违法办学吗？华社可曾委托新院办学不必遵循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法律？过去新纪元学院开办马来文、英文补习班，都是为了补足学生的资格以符合教育部条件，新院也开设道德教育、马来西亚研究，这些都是政府制定的政策与法律。难道陈先生要求新院不要遵循政策和法律，不要开办这些科目吗？ 再深一层问：新院可有公告家长及社会人士，到新院念书可以不必遵循政府政策与法律？在柯嘉逊掌院期间，可有公告社会，新院的课程是没有认证的，不需要认证的？ 在新院风波期间，一位家捍会的家长同样庆幸并骄傲地告诉我，他的孩子所念的课程是有取得认证，说话时语气也表现得很安心。可见他爱护新院，送孩子到新院去学习，并不是因为要念没有学术认证的课程。 学术认证是大专院校必经之途。不论在英国、美国、澳洲或新西兰都有学术鉴定机构，鉴定的范围包括课程内容学术水平、讲师的学术资格、软硬体设备等等，这是鉴定正规大专院校有别于野鸡大学的准则。 马来西亚的学术鉴定机构（MQA）同样采取类似鉴定准则，如果是有责任感，认真办学的，绝对不怕鉴定机构来审查的。且看自从潘永忠博士领导新院之后，积极提呈申请鉴定的课程，都一一被认证了，也就证明新院学术水平真金不怕火，经得起考验。  课程取得学术认证之后，修读该课程的学生可以申请高等教育部贷学金（PTPTN），这对有志念书的清寒子弟是个喜讯。目前新院开办了许多已得到学术认证的3+0课程，贫穷子弟可以在新院通过高等教育部贷学金借贷念完大学课程，取得受承认的外国大学学位。请告诉华人社会，这种对新院毕业生不论升学或就业都有保障的“学术认证”有什么不对？新院也开办好多文凭班课程（Diploma）。在课程没有取得学术认证之前，学生考取了文凭之后，除非到外国去继续深造，否则他们不能转到国内的其他大专院校继续完成大学学位课程。没钱出国的贫寒子弟，因文凭不受承认，升学无门，只好遗憾终生。 但是文凭班课程取得学术认证之后，毕业生除了到外国深造外，也可以转到国内其他大专院校继续完成大学学业，取得大学学位。重视学术认证就是您所说的“背离华社办学的路线方针”吗？我要忠告陈先生，我本人与已故林晃昇也有交往，可没听他说过新院课程可以不必学术认证！ 顺带说明：中国政府和商家也十分重视学术认证。中国学生在马来西亚考取文凭或学位之后，必须亲自将文凭或学位正本，连同护照和成绩单送到布城高教部证明，然后到外交部确认是在马来西亚的学院正式上课（以护照为证）考取得来的。最后还要亲自到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领事处由领事盖章证明：一张证件有三个印章作证。如果所念的课程不在认证的名册里，我国高教部不会发出证明，外交部不受理，同样的中国领事馆也不承认。回到中国，那文凭就如同一张废纸。  （二）将新院目前办学说成“凸显‘功利思想’，促成新纪元学院走向商业化”，只能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开办学院岂能年年亏损，新院不可能10年、20年、30年，年年向华人社会伸手要钱，自力更生才是让学院持续生存之道，若要谈到发展、持续性发展，行政及发展费用的庞大支出绝对是华社的负担。为应对社会需求，开办受欢迎的商业课程，同时开拓人文课程是新院的办学方针，从来没有改变，柯嘉逊时期如此，目前潘永忠（右图）掌校也是依循这发展大方向。我作为新院学术顾问团成员之一，敬请陈成兴先生在新院走向商业化的课题小心论证，以免妄下定论，更不要以讹传讹，误导群众！我再摘录陈成兴先生的一段话，他指责新院“接纳与马华公会有挂钩的行政和学术人员，进入董总或新纪元学院”。或许他意有所指，不过我挑战他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指出哪些人是他所谓与马华公会有挂钩的学术人员？ 我从1964年开始踏入社会，以受训的合格教师资格在华小服务七年半之后，靠自修考取的高等教育文凭考试（STPM）资格进人国民大学，直到我于2007年10月退休（目前仍在一个慈善基金会兼职），一共工作了43年。其中有11个月担任马华公会李金狮部长的政治秘书。也就是说少过四十三分之一（2.3%）的时间与马华公会有挂钩，而且是在1990/91年期间，距今可说是将近20年前的事了！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想找辫子，别有居心，对我有恶意的人常常提出我这11个月政治秘书的背景，来合理化他们对我的诬蔑、抹黑我。我曾经说过，那一段11个月的政治秘书生涯，让我有机会做了一些有利华社的事，我很欣慰，不会感到后悔，也不认为是犯错、有污点。 上世纪70年代，当我还在国民大学念书的时候，董教总主办了独中统考，我就受邀为第一、第二届马来文出题、审题及改卷的工作，直到我去英国念硕士课程为止，由叶新田接任。后来我念完经济博士学位，受委为独中《商业概论》、《经济学》课本编写顾问，如今我成为独中工委会课程局、考试局的成员，我长期服务华教何止一个11个月，那是好多好多个11个月。上世纪80年代我参与《华团宣言》起草工作，撰写华团民权委员会第一阶段九大目标，再请陈先生查一查1985年在《华团宣言》上签名盖章的27个华团领袖名单，你将发现代表马来西亚永春联合会签署的就是我。 寄语陈成兴先生，你再一次提起马华公会，只让我有多一次说明自己立场的机会。如果你还是认为重提20年前的11个月的政治秘书的往事可以误导群众，那你必将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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