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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陈成兴谈华教运动——
从1987年高职事件联想起

作者／万家安 Dec 22, 2009 06:31:21 pm

【万家安】不妨做一个假设，1987年10月华小高职事件时的董总领导人，换作是后来的郭全强先生的话，又假如他作了和林晃升先生同样的决定，他会不会像他在1999年诉求事件中所受到的如下的同样责难？

（一）柯嘉逊、李万千的“批判”的实质
 
“《1999年大选诉求》当时获得包括友族的支持，但是我们的华团领袖自己却‘投降’了！为什么他们这么容易在巫青团‘暴徒’的恐吓下‘投降’？这是非常羞耻和荒谬的事！”这段话是当时还是新纪元学院院长和民权运动分子的柯嘉逊，于2006年10月8日，在新山“人民之声”举办的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样的内容也写进了他于2009年5月出版的《新纪元学院事件：董教总的变质》一书的‘导言’里。他说过，“那时的《诉求》是由董教总领导的”。
 
我明白，把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领导人的表现和1999年的诉求事件领导人的表现作比较，并不是完全恰当的做法。
 
但是，当你读到上述柯嘉逊的苛评的时候；当你读到潘永强博士从书房里臆造出来的“董总如今‘娘娘腔’”的时候；当你读到像李万千在2008年10月28日发表的《叶新田的隐议程》里说的，“郭全强等董教总前领导人，在处理发生在2000/2001年诉求事件受挫后的局面。当时董教总领导层由于被首相马哈迪‘秋后算账’，硬套上‘共产党’及‘种族极端分子’的罪名，及在巫青团嚣张的种族主义气焰的打压下，无法站稳立场，同意搁置7项大选诉求。此后，董教总领导人采取了去政治化的退却策略以求自保……”的时候，假如你曾经参与过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的斗争，你就不妨回头看看它的经过；或者你像我一样，从当年的各种新闻报道的剪报、董教总常年工作报告和口述历史进行查证的话，不妨具体和深入想一想，这些还是当时董总领导人的林晃升、李万千、莫泰熙、刘锡通，在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时，究竟讲过什么，做出过什么样的决定？
 
然后，你将要如何去回应这些评论呢？我已经把调查研究后的看法作了报告，纠正了即使是当事人莫泰熙的错误记忆和诠释理解。无论如何，我决不会认同像一些人那样，简单地择取研究对象或历史人物在某段时期某个事件的表现，加以放大，加以臧否的做法。（请参阅拙作《冯京作马凉 ----谈莫泰熙 先生在 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上的误解》；《史实辩证----- 再谈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是团结，还是分裂？----和莫泰熙再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网页：www.chidaoforum.com 赤道论坛）
 
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时，宏观地看，华社是处于“守”的态势，是反对当局把不谙华文的教师调来华小担任行政高职。在策略上，这比较容易唤起民众自卫自救的心理，团结一致，捍卫自己当前及长远的权益。当局施加了一些种族主义压力，在答应了将设立一个“内阁五人小组”，华团领导人就准备鸣锣收兵。“临门在即”，展延罢课了。
 
陈胜尧当时就形容过，“内阁的决定不是解决方案，只是要缓和紧张局势而已”。林吉祥进一步指出，“五人小组是一个笑话，五名部长原是决策者，现在却成了执行任务者。这么简单的问题却出动五名部长来解决”。陆庭谕也不无感慨地说过，“天后宫大会是一个突破，难得华人力量凝集，若不执行，大会议决无疑是笑柄”。槟州华人大会堂总务的马卓达表示，“对全国华团政党联合行动委员会仓促作出取消罢课之决定，甚感不解，为了一句空洞、不实际的诺言，缺乏合理解释情形下就作出取消罢课的决定。他不满几个负责人只是私下讨论这项关系全国华社的问题并作出决定。”
 
在这样的情况下，柯嘉逊的“投降”论、李万千的“无法站稳立场”说，是否可以套用在展延罢课的决定上？有谁读过李万千的“自我批评”吗？不要忘记，那个自称“哪里需要浇水，我去浇水；哪里有害虫，我去抓虫”的“永远是华教园丁”，也被吹捧是华教的守护神的莫泰熙，他是在2006年年底才离开董总的。请问，有谁读过他的“自我批评”吗？不但没有，最近他发表了《林晃升的领袖素质》，对这件事还做了“史诗”式的改写。（《东方日报》，2009-11-18）
 
诉求事件采取攻姿势
 
1999年诉求事件，基本上是采取“攻”的姿势，并且是在1986年一些华社领导人高调推行两线制之后。面对了比1987时更狂热的种族主义的叫嚣，83个具体的诉求，搁置了其中的七个，其余76点被双方认同下来。“搁置的考量是：
（一）当时的族群矛盾是刻意被制造出来的，不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不应让种族主义者转移视线的目的得逞；（二）在当时的政治形势底下，种族主义者绝对有能力制造动乱；（三）应争取巫统内部比较温和的开明人士，打击极端种族主义分子。因此工委会最后同意在策略上作出调整，搁置七点诉求。”(引自《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大选诉求资料汇编1999~2002》：导言）
 
这个方案在当时的工委会里，没有发生各成员间类似1987年的强烈不满和重大的内部分歧，除了部分青年团体，各地群众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激烈的抗拒。
 
生活的经验是这样的：只要双方愿意坐到谈判桌上，就会有折冲樽俎，否则，就全面拉倒。很难让人理解，搁置七点就是“投降”。另外被双方认同的76点却是无关痛痒，可以加以抹杀的种种言论。
 
稍微有些历史知识的人决不会幼稚到以为提呈“诉求”，通过谈判桌，就可以让当局放弃源自殖民地统治的种族主义基础，使“诉求”成为法治的根本。要求诉求工委会必须完成在那个阶段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简直是强人所难，是恶作剧。不要忘记，1982年，当李万千等人向前左派人士要求支持他的“三结合”，当有人指出“打进国阵，纠正国阵”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时，李万千要求给他们一个试验的机会。这也说明，李万千及其同伙的立场的权宜性。
 
因此，假如李万千当时也在诉求工委会的决策圈里的话，或者还是出席谈判的代表的话，面对当时的局势，他会做出怎样的决策呢？假如他仍然认为他在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时的决策是对的话，他甚至连一个没有实质性的许诺，都可以决定“搁置”罢课，那么，他如何去使人相信，在面对比1987年更加严峻的局势下，他必然会采取比当时诉求工委会更加激进或“超前”的做法呢？那么，他有什么良策，即使发生1987年类似茅草行动的镇压时，华社有比1987年更好的处境或积极的反应。我不需要引用资料来证实，董总当年在发生茅草行动后所面临的困难情况。那是有白纸黑字记载下来的。
 
事实上，他们这么讲，旨在于抹煞董总前主席郭全强的人格和尊严。我曾经在写过的文章中，指证当时还是新纪元学院院长的柯嘉逊只是在郭全强离开董总主席的位子后，才有那份胆量如此批判郭全强，而且是叶新田接任董总主席的位子，不准备延长莫泰熙的聘约已成定局之后，才展开第一轮对董总的肆意的恶毒攻击的。
 
以“左”的话语，掩盖的是“右”的实质。李万千及其同伙是不具备现实根据对诉求工委会说三道四的。
 
（二）林晃升被“政治化”后……
 
李万千说过，“……在巫青团嚣张的种族主义气焰的打压下，无法站稳立场，同意搁置七项大选诉求。此后，董教总领导人采取了去政治化的退却策略以求自保，最明显的是在2004年大选前一反过去的做法，宣布董教总在该大选中采取中立，不要提出任何诉求。结果国阵大胜，董教总失去了它鲜明的斗争立场”（同上，李万千：《叶新田的隐议程》）。
 
我要在这里首先提醒李万千，他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即1999年的诉求，是雪华堂民权委员会首先通过雪华堂向当时的华团建议搞一个“华团与各政党对话”而开始的。他不应该把不同的历史角色任意地错换，对董教总有过多的成见。
 
我们在这里也不必浪费笔墨，和哲学的李万千讨论国阵大选大胜，是不是和董教总不提出诉求，存在着任何必然的内部联系的问题，这么做的话，将使哲学成为市侩们手中的玩物。这个问题正如讨论柯嘉逊在1995年失去八打灵北区候选人资格和国阵大选大胜有没有内在联系一样。
 
至于他指责董教总再不提类似1999年“诉求”，就因此而使董教总失去了对民族教育、语文平等权利的要求的鲜明斗争立场的话，从这一、二年的争议里，我不曾读过任何严肃且有讨论价值的对董教总在民族教育的立场的批评，即使柯嘉逊大力谴责董教总的“变质”，也没有能够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论点；至于陈成兴把一大堆文不对题的杂脍拼凑在他《论述马来西亚华教运动与杰出领袖》里，目的不过是冒充学问家用来唬吓不肯用头脑的人罢了。除了在文章中，处处显露出自相矛盾的逻辑外，他竟让希望别人也像他一样无知和轻信，华教运动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的。
 
假如李万千说的是董教总失去了它鲜明的政治斗争立场，那问题可就大了。比如，董总的章程就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既然没有过的东西，也就不会有失去这个东西的“逻辑”；林连玉好像不曾有过鲜明的政治立场，甚至有人认为林连玉的马六甲会谈，在官方语言的让步大大协助了联盟，因为华社在竞选时没有对联盟作出批评，因而联盟在1955年7月大选中大获全胜。（转引自陈成兴：《论述马来西亚华教运动与杰出领袖》，独立新闻在线）李万千等人推崇的某华教斗士是“国民党忠贞之士”;“打进国阵，纠正国阵”肯定不是在李万千的“鲜明的政治立场”的范畴……我们还是回到原题来。
 
比李万千更早一个时候就这么指责董教总去政治化的问题的是，2006年10月9日的《东方日报》的社论：《华教运动路在何方？》的作者。
 
他在社论里说，“多少年来，华教运动一直强调勇气和行动，忽略方略和理论…..在这种风气之下，理论探索的工作无法开展、理论提升无从说起、华教斗争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得不到总结，导致其实践和理论处于十分原始粗糙的水平。（对这种“批判”，不知道李万千和“为华教走最多路”的莫泰熙有何感想呢？）甚至，在协商派大行其道的今天，与林连玉、林晃升等先行者相比，华教组织、华团对民主理论的认识水平倒退落后得惊人”。
 
社论又说，“由此看来，有关方面在上届大选前夕再急着宣布中立，高喊‘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动作，无疑是自我边缘化的例证”，它呼吁：“当务之急的问题只有一个：董教总所带领的运动应坚持社会运动路线，还是往去政治化的方向倾斜？循此思考，或许来一场华教运动路线的公开大辩论才是最迫切需要的！”
 
毫不奇怪，因此在2006年莫泰熙离职事件和2008年6月的新纪元学院事件中，《东方日报》“一边倒”地扮演了它的角色，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了。
 
林晃升健康出问题
 
稍微知道点董总内情的人会理解，李万千和林晃升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林晃升被“政治化”后的事例就值得注意和研究，它可以让我们从中引出可贵的教训。
 
林晃升在1987年10月27日的“茅草行动”被捕，1988年6月3日在限制条件下获释。
 
1989年7月30日当天早上，在董总各州属会的联席会议上，林晃升说过，他是经过4个星期，在与各方面接触，交换意见，及详细地考虑了董总内外的各种因素及董总的顺畅操作的问题之后才出任主席职务的。
 
郭全强认为，“1989年7月30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因为林晃升经过‘休息’了两年后回来主持的第一个会议”。 
同一时间的董总第17届常务委员会第2次会议上，林晃升主席向常委反映了他的健康及业务受影响的实况，希望能得到各常委的谅解。在担任这一届主席期间，希望大家：（1）能真正的分担工作；（2）随时做好准备出来承担领导董总的工作。
 
但是，1990年7月23日，林晃升说，“本届全国普选就将举行，而新教育法案至今仍未公布。当局是否准备藐视民意，一意孤行到底呢？为了母语教育的前途，为了促进我国民主和人权的进展，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应该怎么做呢？这是大家目前应该认真思考的，以便在理论上和观点上取得共识，当形势需要时，大家就能步伐一致，迅速和有效地行动”。
 
接着他谈到了“1982年董教总提出‘三结合’的概念，认为理论虽然理想，但是在实践上却引起许多问题和紊乱。
 
1987年华小高职事件中的‘天后宫精神’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三结合’的理念，却引来了‘茅草行动’。”他说，“在1986年大选前，华团民权委员会在贯彻华团宣言的过程中，总结出要促进我国民主制度的健全发展，必须打破一党独大的独揽局面，而倡议‘两个阵线’的概念”。
 
因此，他认为，“随着巫统的分裂，两个阵线的出现已经成为现实。人们应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去考虑如何把握时机，以便为母语教育的生存和发展，开拓更广阔的天地。”（董总：《1990年工作报告书》）
 
仅仅一年的时间，林晃升先生作出了一百巴仙的转变。也许只有李万千明白其中的道理。近乎每一次大选的来临，都会刺激一些人的神经中枢，使他们的头脑特别敏锐起来。最近的一个例子则是杜乾焕先生。
 
把董教总转到政治上
 
今年刚刚登上林连玉基金主席的位子不久，就忙不迭地于9月26日在新山的“新纪元·董教总·华教运动”座谈会上说，
“现在是我们面对残酷现实的时候了。一个具有正确模式、范畴、和规模的教育改革方案，只能在一个有能力和执着与良好施政的政权下才能实现。换句话说，教育制度的转型，是不可能在真空中发生的。除非领导华教运动的组织，即董教总，参与个层次的真正改革活动，不然，想达致其核心目标，即：在教育体系中实现多元文化的理念，那是不可能的。”杜乾焕接着就露底了。
 
他说，“在下届大选中，它（董教总）必须努力促使更具竞争性的两线制的出现。对我来说，董教总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推动更宏观的政治改革，才能在我国完成使命，实现完整的母语教育体系。”
 
天啊！这简直是林晃升谈话的翻版！潘永强博士喋喋不休地叨念的“思想的发动机”的秘密，就在这里！
 
但是，不同的是，林晃升离开董教总，只是自己跳进政治圈子里，而李万千、杜乾焕却策马扬鞭，把董教总推离他的岗位，让它转軚到他们画出来的政治路线图。
 
看看林晃升走过的道路吧！
 
1990年8月14日，林晃升终于向董总提出了他辞去董总主席及独中工委会本兼各职。他写信给署理主席胡万铎说，“一九八五年华团发表了‘华团宣言’并提出了九大目标作为华社争取民族权益的总要求。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全国民权委员会一九八六年提出并宣扬‘两线制’的概念，以便达致分权制衡的局面。由于四六精神党的出现及与民行党结盟，在即将来临的大选，削弱执政党，形成‘两线制’的局面有了实现的可能。
 
“为捍卫民主人权的落实而推动‘两线制’服务；或继续献身于民族母语教育的工作，在这两种都有意义的工作中，我选择了前者。因此我诚恳的提呈辞去董总与独中工委会的本兼各职。
 
“为了不影响这些机构的日常事务的顺畅操作，希望此辞职书几日生效。”（同上）
 
从董总的文件里可以看到，林晃升在许多重大的时刻里，始终宣称坚持董教总维持“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原则。李万千的所谓“去政治化”实际上是对董教总坚持的这个方针的歪曲和否定。正是这一点，林晃升和李万千之存在着原则上的分歧的。这就是李万千和上述《东方日报》社论作者后来千方百计地要颠覆董教总这个方针的原因。我们以后再来谈这个问题，在此暂时按下不谈。
 
1990年的大选圆了柯嘉逊的国会议员梦，虽然1995年出现了疑云重重的填错表格导致失去竞选资格的逸闻；政途多舛的李万千，尽管一再以华教功臣的姿态向对手挑战，要求举行“谁对华教贡献多”的辩论，他还是让华教一再败给了马华公会政治对手。
 
华教人士参政拿不出政绩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在董总和华教战线上有过重大和辉煌历史贡献的林晃升先生，却在参加了行动党并成为该党顾问后，拿不出什么重要政论，也拿不出什么政绩表现。在柯嘉逊的《在民主行动党的日子1990~1995》里，假如我没有记错，只是无关痛痒地提到林晃升先生。有谁说起他在民主行动党5年里的贡献呢？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2009年11月18日，莫泰熙先生在《东方日报》发表了《林晃升的领袖素质》。他说，“如果林晃升先生也像沈慕羽校长一样长寿，多活20年，也许今天的华教会展现另一番不一样的景象”。连柯嘉逊什么时候退出行动党的问题，好像都有过争议，坦白说，我不清楚林晃升是在什么时候离开行动党的。离开之后，林晃升不曾回到他原有在董总的领导岗位上来，他不像李万千摇身一变，从政治的李万千变成教育的李万千。莫非莫泰熙先生患了失忆症？还是他的违心之论？
 
对林晃升来说，让他名留青史的是华教运动，绝对不是什么社会政治运动。要是历史从头来过，让林晃升重新选择，当时继续留在华教的队伍里好呢，还是听东方日报社论、李万千和杜乾焕的好呢？答案还不清楚吗？就算莫泰熙讲的是真心话，这是不是在说，林晃升当时选择离开董总是不对的吗？
 
所谓“思想发动机”，所谓“社会运动家”，不过是那些对董教总历史不懂或一知半解，却大言不惭要“董教总应回到华教正确道路上来”的陈成兴之流胡扯，是脱离现实，善于纸上作业的改革派的胡吹瞎捧！现在有人大搞的造神运动，说穿了，不过是李万千和那些糊涂和故作糊涂跟着喊的人的一种赎罪行为。他们已经使他的面貌越来越模糊，让神话了的林晃升越来越不像本来的林晃升。他们赞扬自己才是真正的“思想发动机”！制造神话的母机！
 
经验证明，假如华教运动不顾自己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听从李万千、杜乾焕之流的胡说八道的话，呜呼，等待着覆辙的命运的，不再是一个人，而是华教整体！
 
事实说明，董教总经过多年的实践，已经形成一种特定的领导与操作模式，它所提出的政策，发出的文告，基本上是一种集体负责的意识和观点。不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过些什么功过，它还是以向整个华社负责为准则。那些自我膨胀，想把自己凌驾于董教总集体领导之上的人物，最终不过证明自己是马戏班里耍滑稽动作的小丑而已。
 
（三）叶新田是宋江？
 
一个过气的左派人物陈成兴不伦不类地恶毒攻击叶新田《水浒》里的宋江，实行的是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陈成兴：《论述马来西亚华教运动与杰出领袖》）他制造了一大堆帽子如“排除异己”、“刚愎自用”、“违规操作”、“引狼入室”、“借刀杀人”、“盗名欺世”，“鼓吹和实行强调‘学术认证’”等等，我不需要浪费时间去驳斥他毫无根据的人身攻击的谰言。
 
只是，这种谰言竟然可以出自前左派的文字里，我深深地为他感到可悲和不值。一个出自封建文人之手，为了诬蔑农民运动，编造宋江受招安的故事，用以表达他对农民运动的刻骨仇恨。作为一个前左派分子的陈成兴沦落到如此地步，我不禁要问，在你的内心深处，当今的华教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不过，我们不妨来看看自80年代以来的一些华教怪现象。
 
82年，在大选前的某个时候，董教总提出要搞“三结合”。有人通过一位胡姓的朋友，找到了马华公会的副会长陈群川、马青团长李金狮和组织秘书黄循营。会见的有林晃升、李万千等人。提出了董教总参政的看法，建议马华公会给出两个国会议席，在中选后，其中一个人要做副教育部长；其次，同意废除教育法令中不利华教的二十一条（二）；其三，把董教总的政策列入马华公会的政纲。作为参加马华公会的条件。
 
李三春回应说，马华公会也是认同华教的斗争的，大家不必分彼此，进来才说吧。事情就这样拉到了；然后，董教总领导人才去找了正处于政治低潮的民政党。求之不得的林敬益敞开双手表示欢迎。华教就由你们来搞。后来有八君子参与民政党的故事，这里不需要从头细说了。
 
1990年再次有了参加行动党的故事，林晃升当了党的顾问，李万千获得了党副主席兼柔佛州州委；柯嘉逊成了负责政治教育的中央委员及雪兰莪州副主席，张永庆是署理青年团团长。他们在政途上得意与失意的故事已经使大耳熟能详的。
公正党成立的经过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气候已成之后，又有人想坐直升机坐上人民公正党的最高理事会的位子。因为当时的公正党人黄楠洋认为必须从基层做起，反对这种坐享其成的做法。黄楠洋终于说服了主席旺阿兹莎（Wan Azizah Wan Ismail）。或谓不信，可以向当年公正党的华裔最高理事会成员查证此事。
 
从1982年到1995年，时而“三结合”，时而“两个阵线”，时而“两线制”，这些有理论，有实践的东西，展现了总设计师的天才创意。说得不好听些，华教运动简直成了某些人手上谈判的筹码。没有董教总这架直升机，将使这一切变成空谈。没有林晃升，想办法制造出另一个林晃升，需要决定创造，什么“宋江招安”，什么“被马华收编”，不过是让那些年轻的或年老的，自我赋权的社会改革家、现代唐吉珂德冲锋陷阵的迷幻药。
 
有了这些经验的董教总，知道怎样避免成为人家政治天平上猪崽的命运，因此会更加在意“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方针上的坚持。毫不奇怪它招惹来“变质”的谴责，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加诸于它的领导人的头上。也因此有了陈成兴的《董总应回到华教运动的正确道路上来》和批判叶新田掌控下的“董教总路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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