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主义俱乐部到华文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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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龙撰述】《华惹时代风云》出版了，这是继《林清祥与他的时代》（Comet in OurSky，2002）出版之后，关于新加坡历史的一份重要资料。这本书的主角是新加坡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活跃分子，涵盖了1953年（《华惹》的出版）至1963年（“冷藏行动”大逮捕）逾十年的时段。 李光耀接管政权后，不同的声音不是被关进黑牢，就是被起诉，以至政治生命和财产遭到万劫不复。该书因政治高压而延误出版半个世纪之久，今日才得与世人见面，这是十分难得的。不仅如此，本书虽在新加坡司法管辖不到的此岸出版，但藕断丝连，今天身在新加坡的作者们，还冒着一定的风险，如果缺乏勇气和决心，它将继续尘封，无法见到太阳。 马大学生反英殖民 《华惹》（Fajar）是1953年新加坡马来亚大学一群反殖、争取民主和独立的大学生组织“社会主义俱乐部”的喉舌报名称，因为这群活跃分子在历史上扮演鹤立鸡群的角色，今天已成了他们的集体代名词。  马来亚大学是1949年由新加坡莱佛士学院、英皇爱德华七世医学院两所英殖民者创办的著名学府合并而成。1957年，马大在吉隆坡设立分校，1959年一分为二，吉隆坡单独成立马大，新加坡原校改名新加坡大学。在英国人统治的时代，马来亚大学是唯一的一所大学，它是俯首听命的英政府高级公务员的培养所。《华惹》的大学生们却走到英国人的对立面，提出独立的口号，要求英国人退出新马。没有什么比在自家的后花园起火使英国人更为慌张和恼怒的了，“社会主义俱乐部”八名编辑部人员因而被提控于法庭。殖民政府没有动用当年已生效的“内部治安法令”，“华惹人”得以无罪释放。但是，他们在马来西亚于1963年成立时，被李光耀当成与英国人和东姑的政治交易的“献礼”，在“亲共”莫需有罪名下被扣留，遭受七八年到二十年不等的扣留。 1951年，新加坡马大第一个民主刊物《马来亚胡姬花》遭到封禁。两年后，《华惹》随1953年2月22日“社会主义俱乐部”的成立而出版。《华惹》继承《马来亚胡姬花》反殖民的路线，招收各族群学生为会员，反对种族主义以及提倡“社会主义”，会员更多，声势更大，这是《华惹》的特点。 傅树介医生（Poh Soo Kai）、陈仁贵（Tan Jing Quee）律师、拉惹古马医生（Rajakumar，后来是马来亚劳工党的活动家之一）、普都遮里（James Puthucheary）、乌哈尔（Woodhull，工运领袖）等著名人士，是这时期为人所熟知的“华惹人”和公众领袖。他们经常在《华惹》发表热情洋溢的政治评论。 新加坡运动鼓舞半岛反殖 与此同时，林福寿医生等领导的泛马学联（PMSF）、新加坡中学联，以及以“密驼路”（Middle Road，新加坡路名）为中心的工运，与林清祥领导的政运（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汇合为一股声势浩大的运动。 “华惹人”与这股力量揉合一体， 构成士农工商广泛阵线，影响所及，也鼓舞了此岸半岛的反殖民运动。比如，半岛1957年出现的劳工党、人民党、普通工联、社会主义青年同盟，都是新加坡影响下的产物。1957年半岛华文中学反对改制华校、反对驱逐超龄生的大罢课，也是受这一高涨的运动所濡沫相染而爆发的。 “华惹人”是一群受英文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放下身段，毅然参与工农大众的政治运动，为反殖民、争取独立作出牺牲和贡献。1954年殖民政府以煽动罪名控告《华惹》编辑部人员，李光耀是辩护律师（在英女皇律师D.N. Pritt主持下），声名鹊起，铺下他组成人民行动党和后来上台执政的根基。 李光耀背叛华惹人  还必须提到另一段历史渊源，就是较早出身莱佛士学院的李光耀（右图右二），在《华惹》之前已离开学院到英国留学，并非《华惹人》，但后来他在波涛汹涌的“华惹”时潮扮演能言善辩的律师而起家，却最终叛变了“华惹人”，显示了他的投机本色。后来独立时成为此岸副首相的阿都拉萨也和李光耀一样，是莱佛士学院的毕业生，后来到英国留学，也是“圈外人”。巫统风云人物马哈迪医生与穆沙依淡，他们虽在《华惹》时期就读于马大，前者是马大另一学生组织“马来人学会”（Malay Society）的会员，与“华惹”没有关系。（开国首相东姑则是“二世祖”式的玩世不恭的风流人物，留学英国，与“华惹”毫无瓜葛）。 当年新加坡马大，可以说是“人文荟萃”，出了不少风云人物。但是，后来的历史潮流却分开了他们。“独立”也许是他们当年共同的想法，但角色不同。在实践中，“华惹”以及这时期的工运、政运代表着民主阵营，而李光耀和拉萨、马哈迪等在种族主义形式下延续英国人的衣钵；两个阵营在后殖民时期是政坛一正一反两大势力的代表人物，互相对立，这和个人的背景与立场大有关系。 李光耀政权随新加坡1963年大扫荡巩固下来。但学运之火却在吉隆坡马大校园冒起（1959年在吉隆坡独立成校之后，社会主义俱乐部也带过来吉隆坡）。此落彼起的图景，见证了知识分子的时代触角特别敏锐性。学运是历史转折的先锋。 学运是历史转折先锋 现在，让镜头转移到1970年代吉隆坡马大同学的风云激荡。 首先，1972、73年吉隆坡马大华文学会两次《春自人间来》，以及1974年《春雷》全国演出，打破了半岛学运（政治）沉寂的氛围。华文学会会员非常活跃，也有参加社会主义俱乐部活动的。  接着，规模更大的1974年12月开始的华玲反饥饿游行，后延烧为“打色乌达拉”（Tasek Utara）木屋反迫迁风潮。年轻的安华当年是PMIP（泛马回教大学生联合会）主席，兼ABIM（马来西亚回教青年运动）的主席。他是这次风潮的风头人物，打下他被马哈迪吸纳为巫统副首相的基础。人们看到，两地的大学生运动在不同时空下采取不同的形式与内涵的变化，其结果也大不相同（统治者镇压手段不一样）。马大华文学会的活动分子大多数被援引内安法令扣留，与李光耀的手段如出一辙；而安华等（与华文学会无关）则在反饥饿、反迫迁群众运动被镇压后，在80年代获马哈迪的青睐，崛起为巫统要员，官至副首相。马大华裔同学在数年之后跨出内安法令的扣留营，在文教界贡献力量。这批力量，至今还未走进博物馆。这里积累了多少历史因素，有待历史工作者去挖掘和整理。 回首历史，新加坡学运首推“中学联”以及南大学生最有影响力，而“华惹人”却是先行者。在半岛这边，马大华文学会是继1955年钟灵学生反对改制和1957年全国学潮之后的主力。 这段历史好像连续剧，从新加坡“胡姬花”、“华惹”到半岛1957年大罢课，再到马大华文学会、打色乌达拉，一系列演变，风起云涌，一线相连。再下来，就是今天广布各地大专院校的现代学运，形式百花齐放，却是最新一波浪潮，这一波浪潮，内容与此前的运动基本一致，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以及反对种族主义、争平等。但遗憾的是，新加坡学运已经断层，李光耀的极端独裁与媚外文化，扭曲了新加坡新一代的思维。 整理历史责无旁贷  但是，无论如何，新马是不可分的一家，上述学运的历史再清楚不过了。从殖民地到新马各自独立和分治，致使两岸学运表面形式互异、但内容一脉相连，即民主和人权。半岛学运今后会如何发展下去呢？这是一个关乎国家命运的大问题。今天，半岛学运年轻的学弟学妹们，正面对时代的挑战，何去何从？我们这里的过来人为什么还沉默？我们的历史工作者去了那里呢？我们应当继“华惹人”之后，出版华文学会的回忆录和历史档案。历史是连绵不断的长河，他们责无旁贷啊。 应当一提，1957年全国学运的过来人，已经把他们的档案集结成册，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呼之欲出，即将出版。这无疑是令人兴奋的消息，它将把两岸学运脱落了的一个环节，重新连接起来，承前启后，其影响不可忽视。 朋友们，你听到历史在呼唤吗——为什么不召集新马两地学运的过来人，举办一个“世纪大聚会”，以延续年轻人的光和热，为马来西亚的转型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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