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也好辩乎？

【异国夜行／谢伟伦】“有争气者，勿与辩也。”──《荀子．劝学篇》 

始于主流媒体炒作，继而在有心人士积极撮合下，魏家祥、邱家金的舌战日前炽热上演。从选对手、挑时机到定议题，无论再如何包装，这场活动到底甩不掉辩论色彩，票房号召力亦由此而来。

一般以为，辩论者也，不但是批驳谬误、探索真理、开拓知识面、资讯交流的重要手段，更是认识的竞技场。各种认识孰是孰非，谁优谁劣，场上必可见真章。岂料数度来回交锋后，华教存在究竟为优（弱）势？邱氏对华小生的观察是否公允？……辩者并未更全面、更深刻地向台下焦虑渴望答案的观众，展现客观认识事物的高度，所谓“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存在”云云，依旧是各自表述、两“家”之言。

这场经验，与上世纪八、九零年代的华社经历并无二致，所揭示的是：民主若要在华社的土壤生根，恐怕难以乐观，因为华社根本缺乏一个对好辩、说理传统（argumentative tradition）的真正认识──明明是舌战，却要装饰成非论坛非学术的排场；搞选举，政见空洞亦回避交锋辩诘，还硬拗成“不作人身攻击的君子之争”；黄进发尝言“以路线辩论建立息争典范”，对华教衮衮诸公更是逆耳忠言。

不知为何而辩的社会？

如此一个不善于辩论、以理服人、求同存异（agree to disagree），甚至不知为何而辩的社会，又如何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很多人以为要建立和谐社会，无论形式或实质上务必以和为贵，以防众声喧哗激化内部矛盾。这种僵毙思维不仅反映出对异端和异见（heterodoxy）缺乏包容，也体现了华社传统文化的不善于讲理和评理。

德国思想巨擘哈伯玛斯（Jürgen Habermas，左图）曾经假设“理想语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的存在，在其中相竞争的真理都宣称服膺理性辩论。换言之，在“理想语境”中真理未受制于真理寻求者的既得利益与权力游戏，而是在辩论中浮现。对哈氏而言，人们作出真理宣示的能力有赖于民主组织的近似“理想沟通情境”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浮现于特定“布尔乔亚社会”阶段的领域，是一个中介于国家与社会的空间，公众在此组成，“民意”也在此形成。溯及春秋战国时代，辩论在中国确实有过辉煌璀璨的一页，然而经过漫长的封建专制洗礼，传统观念逐渐歧视辩论。儒雅君子瞧不起舌辩之士、苏张之流。儒学大师孟子虽为雄辩家，还要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这般风尚，在一言堂的历史与文化巨轮中越演越烈，以致于“巧言令色，鲜矣仁”，似乎成了对辩论的终极判决。 

孟子之言，显示了那么爱说话那么会说话的他，心底自有一道价值判断：辩论未必是件好事，好辩更不是件好事。孟轲名句就要是表示：辩论从来不会，也不该是目的，它不过是手段，而且还是不得已手段。 

近例甚多，不必舍近求远。君不见马华公会翁总的好辩性格，到今天仍然阻碍检讨与改革。308败仗与党争连续剧上演至今，一直检讨不到核心，因为大部分的发言姿态，依旧是辩论，讲究策略，在意言辞输赢。理直气壮是一回事，无论任何情况都要表现得理直气壮则另一回事。没有人能真的永远理直，永远不犯错，永远站在道理对的一方。如果要始终气壮，就意味着不时靠口舌来将无理讲得有理。 

辩才：权力之路的终南捷径

这是翁大侠最大的本事，却也是他犯下的最大错误。透过强势话语效应的伪理性，久而久之，坚持在口头上“气壮”的人，就浑然忘掉如何检视自己理直或不直，甚至根本不在意道理是非了。于是乎，全党才俊有样学样，都以辩才定夺地位高下，从忽前忽后的魏博士到出师未捷的辩神，辩才俨然成为权位竞逐的终南捷径。

问题是，辩论言辞占上风，不等同于说服。辩论言辞上的胜利，必然将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效果。一种是让听者说不出话来，只能点头敬慕。另一种也是让听者说不出话来，却只能频频摇头。前一种反应会把敌人拉过来成为盟友，后一种却是把人推出去成为更坚定的敌人。因为辩不赢只能无奈闭嘴摇头的人，心里充满厌恶，还有强烈挫折产生的反感，他们只会比辩论前站得更远。所以显然要等到这种文化止息后，马华公会的改革才会开始。 

时代需要辩论，处于觉醒与迷思交织的改革时代，改革亦即意味着创新，创新就需要辩论。好辩未尝不是一种热情，但须知道，辩味十足的话，只能引起辩味十足的回应，只着重表面形式，忽略内在的理性说服，不过徒增一次又一次空洞的辩论表演罢了。

民主源于辩论，更始于对话。对话意指彼此的沟通是为了合力达成一种共同的理解，而知情与平等的公共讨论要普遍化，则需由上往下的制度改革。除了交换不同的资讯与公共讨论方式之外，提供无进入障碍的平台，将持不同意见主张者在深思熟虑了解问题后，透过不断对话、论辩的方式，（前提必须是利益相关者消除和超越党派偏见与自身特权），让个人的判断能够成为寻求“共同点”（common ground）的基础，并以动员网络成员的集体力量影响公共政策。无论跨族群、宗教或地域议题，如此将审议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精神落实在日常生活和重要决策中，从而形成一种政治文化，其实对于民主的深化大有帮助，比起哗众取宠的门面功夫，华社部门更应身体力行，无法卸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