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他者，可见与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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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乡书写/杨洁专栏】《Avatar》（阿凡达）这部电影赢来广泛共鸣与赞美声。一群朋友谈起《Avatar》时候，“画面真的拍得很好看，让人很向往”、“唉，如果我们的世界是那么美好就好……”，那些惊叹声表达出不同的感受：有的被电影剧情所感动、有的对电影中瑰丽世界充满喜爱向往，还有一种感受是似乎透露出对现实生活与电影差异的沮丧与怅然。  记得，我随后聊起“你们知道本南族的事吗？”，当下的氛围深刻让我意识到这是个非常“杀风景”的话题。我不禁在想，为何讨论现实原住民的问题，在观看《Avatar》之后没办法延伸？我们，回避的是什么？电影中维护大自然的魄力，我们受震撼的情绪是真实的。同时，我们也清楚知道电影中呈现的人性贪婪、对大自然破坏、弱势群体的被压迫，在现实中也是真实发生着的。但，却比不上电影令人的情感与想象更真实。在大荧幕影像冲击之下，我们的情绪能量倾泻而出，对影像外的世界却漠然，甚至没办法言说讨论。 我们不是直接的受害者 电影里有种权力关系是全球性，且大部分国家都共同存有的——那就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马来西亚被殖民时代虽然终结，但殖民主义却没有走入历史。新殖民主义在资本主义与现代性发展正当性的保护羽翼下，在国内的族群、阶级与性别层级关系中不断复制扩展。被“发展”列车狠狠抛在后头的人，是什么样子？落后、贫穷、野蛮、传统、蒙昧？还是没有土地、没有家、没有身体、没有身份证、没有发声与生存的权利？ 我们从周遭讯息与生活经验的体会中，不断刻板化一种逻辑关系：“暴乱、没落、淘汰”的悲剧总是发生在落后贫穷野蛮的地方与那些人身上，这似乎是讲求发展无可避免的事实。弱势族群与底层阶级的群体经常是自然破坏与环境污染的最直接受害者。我们不是最直接受害者，因为水坝不会建在我们家附近，焚化炉、核废料厂不会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是什么样子？ 我们不是卑劣的压迫者 从本南女子被强暴、学校教育匮乏问题、家园被迫迁、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被破坏、无证公民问题，本南族的生存与尊严是伤痕累累、苟延残喘的。面对原住民声嘶力竭的控诉与抵抗，中央政府被动消极的处理手法、在地政府的无动于衷、警方的帮钱不帮理、木材企业极力否认责任……这种共犯性的粗暴对待，已经无法仅是追究一两个强暴犯认罪、一两个企业公司负责的问题，而是在于这整个政府所贯彻的权力机关与政策是否默认/促成这种粗暴对待的存在。  法农（Frantz Fanon）在1961年问世《大地上的受苦者》曾指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分别活在截然分割的两个世界，无论在伦理、社经地位、环境条件等等方面，皆有天壤之别。而为维持这二元世界的秩序，殖民者只能仰赖军队和警察所组织起来的结构性暴力（Fanon，2009：9）。历经半个世纪，同样的情境放在国内原住民议题上时，转换另一个说法：为巩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层级（hierarchy）关系，国家机关、地方政府、军警企业一起钩连出整套结构性暴力。这种暴力根植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发展主义，以资产阶级、企业利益为优先的资本累积基础上。 显然地，我们也不是那么卑劣的强势群体与资本家。我们可以理解压迫的来源，我们会谴责政府的无能、痛批资本家的无良、批评警方的无用；或许更多的我们同情怜悯本南族的处境；也或许厌恶以上种种的陈腔滥调所以麻木；也有冷漠与不闻不问。我们，怎么了？ 可见与不可见 城市生活、钢铁大楼、工业生产、消费商品、火柴盒住所……令我们与自然的关系是疏离的。东马的旅游宣传形象总是有热带雨林、人猿、原住民风格长屋，提供“向往”自然的人们来消耗与占用。这种亲近自然的方式，不是与在地建立创造性关系，而是透过兜售某种“非现代、异国情调、神秘、浪漫式的探险”之物品予人。  观看《Avatar》是无负担，那个美好的结局是我们选择可见的。但，真的是如此？我们观看《Avatar》，有一种亲近喜爱自然的心情，或许也对纳美人处境感到同情，但若没有将这些牵动的情绪继续绵延，那它变相地也是一种消费性亲近自然的方式。一次性地消耗我们的感动、怜悯与向往之后，我们等待下一次可以震撼与感动人心的故事、影像出现，补抓那一幕幕贴近内心向往的真实，却对现实愈难以启齿，而内心的荒凉与贫瘠也越甚。毕竟，那不是活在当下的“美好”世界，所以走出电影，再强烈的情绪也会淡化消逝，最后，对己身生活开始无病呻吟，对周围的人事物漠然。久了，就是一种常态。人并非因为受到数量庞杂的影像冲击而变得无动于衷……令感受呆滞的原因是有所感而无所行动。所谓冷感，所谓情感与道德知觉的痿痹状态，其实充斥着愤慨与受挫的情绪（Susan Sotang, 2004: 116）。 写到这儿，控诉人性冷漠不是此文的本意，而是想要将自己、身边的人存在某种情绪处境书写出来。我们如何转换这种情绪，其实我没有具体标准的解答。倒是想到同学跟我分享的一个关于纽西兰毛利人的剧场运动。  毛利人将自己的文化转换成戏剧艺术，不仅表达白人对其的压迫，更进一步再现其与自然的亲近关系。活在当今，他们一起卷进全球性发展漩涡中，无法再像过去那般与世隔绝地生活，必须与外界接触，与外在文化相互冲撞。为何戏剧艺术对他们而言是重要的？对于没有文字传统的原住民而言，为保存自身文化与表达诉求，让更多人以严肃心态面对，剧场比博物馆、电影、照片更能掌握主导权与创作权。总有部分的少数族群顽强地抵抗“淘汰宿命”，自主性发展出延续其生命力的作法，也有组织协助原住民争取公平与正义，更有公民不断反省与追问自身与他者的位置差异，这是事实。我们虽然不是他们，但可以尽可能想象与理解他们的困境与突破，持续地关注“谁或什么”不可见。 参考书目： 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着，2009，中译名《大地上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杨碧川（译），台北：心灵工坊，第1-136页。 苏珊．桑塔格（Susan Sotang）着，2004，中译名《旁观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陈耀成（译），台北：麦田。  杨洁毕业于新纪元媒体系与台湾世新大学口语传播系。目前就读台湾大学社会系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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